王秀兰的“硬气”在临时工里传开了，有人说她傻，有人说她胆肥，只有张桂芬知道，王秀兰是真的变了——以前下了班就往家跑，现在却总在厂门口的旧书摊前逗留，有时候还会买本旧书，裹在棉袄里揣回家。
“你买这书干啥？
又不能当饭吃。”
张桂芬看着王秀兰手里的《会计基础》，封面都卷了边，油墨味还很重。
王秀兰把书往棉袄里又塞了塞，怕被路过的人看见：“我想学着记账，你看咱厂的会计多体面，坐在办公室里，不用风吹日晒，工资还高。”
上辈子她没读过多少书，初中没毕业就出来干活，后来嫁了人，更是连笔都很少碰。
首到西十岁那年，她去小饭馆打零工，老板娘让她帮忙记账，她连“借贷”都分不清，被老板娘笑话“没文化”，那时候她才知道，没文化，连苦工都做不长久。
这辈子，她想补上这一课。
旧书摊的老板是个退休老师，知道她想学习，特意把自己以前的备课笔记也送给了她，还跟她说：“姑娘，现在政策好，往后肯定需要有文化的人，你好好学，准没错。”
王秀兰把笔记和书本都藏在床底下的木箱里，每天晚上等妈睡着了，弟弟也睡了，就点上煤油灯，趴在炕桌上看。
煤油灯的光很暗，照得字都有些模糊，她就凑得近一点，有时候看久了，眼睛疼得首流泪，就用凉水洗把脸，接着看。
可麻烦很快就来了。
弟弟王秀明放学回家，翻箱子找袜子，翻出了那本《会计基础》，拿着书就喊：“姐，你咋买这书？
你一个扫大街的，学会计有啥用？
还不如给我买两本习题册。”
王秀兰正在厨房煮玉米糊糊，听见这话，手顿了一下。
上辈子弟弟就是这样，觉得她做姐姐的就该供他读书，后来她结婚了，弟弟还总来跟她要钱，不给就骂她“白眼狼”。
“这书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。”
王秀兰端着玉米糊糊出来，把书从弟弟手里拿回来，放进木箱里锁上，“你的习题册，我发了工资就给你买，但我的书，你不能动。”
弟弟愣了，以前姐姐从来不会跟他说“不”，他撇了撇嘴，摔门进了里屋。
躺在床上的妈听见了动静，咳嗽着说：“秀兰，你别跟你弟置气，他还小，不懂事。
你一个姑娘家，学那些没用的干啥？
不如早点找个好人家嫁了，能帮衬家里。”
“妈，我不想那么早嫁人。”
王秀兰坐在炕边，给妈掖了掖被角，“我想多挣点钱，把您的病治好，再让弟弟读好书。
要是我能学会会计，就能找个好工作，到时候咱家用不着再紧巴巴的。”
妈叹了口气，没再说话。
王秀兰知道，妈是觉得女孩子家不用有啥大本事，嫁人才是正途。
可她上辈子嫁了人，日子过得更苦，这辈子，她不想再靠别人，只想靠自己。
没过几天，厂里要招个临时记账员，负责登记临时工的考勤和工资。
主任在临时工里问了一圈，没人会记账，有人就提了句：“王秀兰不是总看会计书吗？
要不问问她？”
主任皱着眉，想起上次王秀兰跟他顶嘴的事，心里不情愿，可又没人可选，只好让人把王秀兰叫过来。
“你会记账？”
主任斜着眼看她，语气里满是怀疑。
王秀兰点点头：“我学过一点，会写账本，会算加减法。”
“那行，你试试。”
主任扔给她一个账本和一支钢笔，“要是记错了，你还回门口扫大街去，还得扣你工资。”
王秀兰接过账本，手指有些发颤，不是因为怕，是因为激动——这是她离“体面工作”最近的一次。
她坐在会计室门口的小凳子上，一笔一笔地登记考勤，每个临时工的名字、出勤天数，她都写得工工整整，算工资的时候，她反复核对，生怕算错一分钱。
会计室的李会计看见了，凑过来看了看她的账本，惊讶地说：“你这字写得不错啊，账本也记得清楚，比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强多了。”
王秀兰笑了，心里暖烘烘的。
这是第一次有人夸她“有文化”，以前别人只会说她“有力气能干活”。
下班的时候，主任看了她记的账本，没挑出毛病，只好说：“以后你就负责记账，不用去扫大街了，工资给你涨五块。”
五块钱，对王秀兰来说，是笔不小的数目，更重要的是，她不用再风吹日晒了。
张桂芬来恭喜她，她从棉袄里掏出那本《会计基础》，笑着说：“桂芬，你看，读书真的有用。”
那天晚上，王秀兰没再点煤油灯，她把书本摊在炕上，借着屋里的电灯看书——因为她涨了工资，妈特意让弟弟把电灯的瓦数换大了点。
灯光亮堂堂的，照在书本上，也照在王秀兰的眼睛里，她知道，她的路，正一步一步地，往亮堂的地方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