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三次走进ICU重症监护区时，已经有了种不详的预感。
病房的气压比平时低，空气湿润得像浸过水的纱布。
护士长的脸色苍白，话也说不利索：“周医生……第七床，王曜自……***了。”
***？
不可能。
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起“医疗事故”了——准确说，是“患者***”。
前两位患者分别是从楼顶跳下和用电刀割颈，而这位，是用自己的呼吸管直接堵住口鼻，窒息而亡。
这群病人有个共同点：都曾是我接手术刀下的患者。
我叫周启宸，32岁，神经外科副主任，主攻方向是“神经感知干预技术”。
我刚从德国进修回来，带着全国顶尖医院的推荐信、博士论文和专利项目，被海城附属第一医院抢走了入职资格。
而现在，我面对的，是一起又一起难以解释的“患者***”。
“你杀了他们。”
这个声音——在我脑子里反复响起，甚至分不清是回忆、幻听，还是……某种来自深层意识的警告。
我摇头自嘲，这不科学。
我从未对这几个病人动过任何超出医学范围的操作。
第一位叫李如夏，神经胶质瘤晚期，术后情绪恢复正常，却在家属前来探视后当晚从走廊窗户跳下。
无遗书，无纠纷，无任何自残征兆。
第二位叫刘智年，脑动脉瘤切除后恢复良好，睡梦中用消毒刀切断颈动脉，监控显示他表情平静，甚至微笑着动手。
第三位，就是现在的王曜，一名普通程序员，突发癫痫后由我进行电极植入引导术，术后神志清醒，一小时前还在和护士开玩笑，如今却堵死了自己的口鼻。
所有人都说是“病情引发自残”，但我知道——这不对。
太干净了。
太精准了。
太不像“病人”。
我开始调阅病例，甚至翻出每一位患者的术前心理评估、术中脑电波数据、术后追踪反馈、包括他们所有的术后陪护人员名单、病房记录、监控角度、脑电频谱图。
越查，越冷。
他们的脑电图……有种奇怪的相似波动。
就像某种**“神经响应模板”**——在某一时间段突然激活，然后开始有规律地下降，接着失去生命信号。
不可能有人用人工干预手段做到这一点，除非……除非，是我自己动了手脚。
“你是不是……动用
